伐木工事件后,中缅还是朋友吗
2015-7-25 17:11:37  来源:缅甸新闻 【字体: 】 浏览:
本文摘要:对此次伐木工被缅甸判刑事件的反应,与其说是出于对个案的关心,或对司法适用及公正的关注,不如说是对当下中国国际处境的关心。说到底,人们关心的是:作为长期被列为友好伙伴的缅甸,还是不是中国的朋友?

导语:对此次伐木工被缅甸判刑事件的反应,与其说是出于对个案的关心,或对司法适用及公正的关注,不如说是对当下中国国际处境的关心。说到底,人们关心的是:作为长期被列为友好伙伴的缅甸,还是不是中国的朋友?

伐木工事件后,中缅还是朋友吗

背景介绍

据报道,150余名中国籍伐木工,由于参与非法采伐林木,在缅甸北部被判重刑,刑期从10年到20年,30年不等,此事在国内引发了相当多的关注。早先,由于缅军在缅北的作战行动,及炸弹和炮弹击中中国边民,网络舆论对缅甸已相当关注。

缅甸还是不是中国的朋友?

值得思考的是,国内舆论对此次事件的关注并非单纯从法理和法律的角度,以及对新闻还原本身的重视,而是很直接地联系到中缅关系,乃至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变化背景下的大国关系。这体现了社会和舆论对中国自身国际环境的关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

从已有报道看,按照缅甸法律,无论判决本身是否妥当,很明显这是一起局部的跨国司法事件。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关切,提供缅甸本地资源的司法援助,中国政府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司法是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过去,无论处理中国人在外国此类事务,还是中国司法机构处理外籍人士在华司法事件,都首先申明无可争议的司法主权。(缅甸果敢 www.miandianguogan.com)因此,中国民众对此次伐木工被缅甸判刑事件的反应,与其说是出于对伐木工个案的关心,或对司法适用及公正的关注,倒不如说是对目前环境下中国国际处境的关心。说到底,人们关心的是:作为中国外交长期列为友好伙伴的缅甸还是不是中国的朋友?

中缅关系其实一直平稳和顺

缅甸是1949之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完成陆地边界堪定的国家。中缅关系一直平稳和顺,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基本国情和地缘态势决定的,对中国及邻邦无扩张野心及能力的缅甸,视野内向,其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远未解决的国家课题,而在这两方面,中国这样的紧邻大国都是必须借重的助力,这在历届缅甸政治力量眼中是一样的,也是任何其他大国无可取代的。

对中缅睦邻互惠关系作过度想象无根据

就中国而言,冷战时期,缅甸作为西南重要陆地邻国,奉行对华友好和不参与对华遏制的政策,这对当时的中国有战略意义。当今,平顺的中缅关系对于中国西南边界战略稳定依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中国国际投资能力强劲,产业对外发展需求凸显的今天,缅甸的经济发展潜力无疑对中国有现实和不可忽略的吸引力。这对缅方也是如此。缅甸政治反对领袖实现访华,表明中缅对此有高度共识。中缅睦邻互惠关系不会因为缅甸内部政治生态变化而发生质变,这是时势地缘使然,对此作杞人忧天的过度想象并无根据。

中缅关系大局没变 变的是中国国民的心理

在关于缅北局势和本次事件的国内舆论,最尖锐的一种看法是,由于缅甸内部政治局势变化,缅甸与前国际制裁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等关系的解冻,缅甸在采取对华敌视的政策。而这种看法的一个当代社会思想背景是流行的对华新敌对包围理论。中国曾有过“帝修反”构筑对华包围网的国际政策理念,而近年来随着内外局势变化,这种理论重新流行,目前虽无严格的学理论述,但作为一种简单和标签化的学说,很容易对国际定位焦虑的社会产生影响,从而表现为公众对国际事件的意见。

料敌从宽心的心态容易转变为对外部关系的敌人假设

作为全球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新大国,中国正处于摸索国际定位,适应国际角色与塑造国际认知的时期。这种新国际角色定位需求给社会带来的基本影响是——因困惑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很容易转变为对外部关系的敌人假设,或者说,人们会很自然地以一种料敌从宽的心理把外部发生的事态先假定为背景深厚的敌意政策,乃至阴谋。

除了这次伐木工被判重刑事件,其他事件中也非鲜见。事实上,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深度和广度是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绝非过去百年来可比,对照这一简单事实,可以发现,将任何局部事件或争端放大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论述的夸张和荒谬。

部分民众心态反映冷战时期非友即敌意识残余

细观有关社会舆论可以注意到,部分民众中还有另一种与中国的新国际角色有关的意识,即混合国际恩主的大国心态,因为中国对缅甸这样的贫穷弱国有相当规模的投资和援助。因此,公众中有不少人认为缅甸的对中国伐木工的判决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是为了向美、日等国投效而专门采取的抑制中国利益的政策。

从这种极端的意见中可以看到冷战时期非友即敌意识的残余。这种僵化的国际意识之所以复燃,显然与中国社会对新国际角色的不适应有关,中国社会尚不能成熟地看待日渐增多的跨国事态,而学界和媒体也没有超越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成熟和从容地就事件本身涉及的法理和新闻内涵进行准确的报道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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